垃圾分类，对上海有何更深层次的意义

上海的垃圾分类已经全民热议近一个月。

那么，是否可以从中提炼出某些规律？垃圾分类推行顺利、做得相对好的社区，有哪些共性可资借鉴？垃圾分类对上海而言，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意义？

某大学副教授近几年一直扎根社区，参与了多个社区治理、微更新改造项目。这一回，上海开展垃圾分类，他在一些社区也主持了一系列活动，如垃圾分类调查问卷、垃圾分类社区宣传展览等。目睹垃圾分类在社区推广的整个过程后，他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：

平时社区自治做得好的小区——居民都有良好的沟通平台，有协商热情，热心参与社区事务——这样的社区推广垃圾分类，往往十分顺畅，志愿者减少后也更容易维持好习惯。一些网络上讨论的细节难题，错过定投时间怎么办、乱扔垃圾如何监督等，对这些社区来说，一商量就找到了解决办法，几乎不算什么事儿。

这种感觉是否有道理呢？记者前往几个社区一探究竟。

徐家汇街道南丹小区，由虹桥路、徐虹北路、南丹路、宜山路合围而成。第一次来的人都会感到惊讶：原来寸土寸金的徐家汇，还有居住如此困难的老小区。小区多层最小单元建筑面积18平方米，人均居住面积仅4平方米。多层住宅里的老居民们形容自己家，“下了床就出了门”。没有人愿意待在家里，一起床，就想往外走。这样局促的居住条件，如此高密度的中心城区人口，想要在此推行一件事情，让大家共同遵守，难度之大可想而知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从今年5月份小区开始试行垃圾分类，一路走来，难题一路破解，乃至于现在已经成为示范样本，居委会频繁收到各类机构，甚至外省市的参观考察请求。

如今，垃圾分类的推广，“这都不是难事儿。”70岁的志愿者笑着说。

垃圾分类最开始推广时，志愿者每天少不了挨几句骂，但还是要好好沟通。碰到不合作的居民，他们以身作则，主动帮居民把湿垃圾破袋，帮乱扔垃圾的居民捡起来重新分类。看到有人扔在半道上，志愿者甚至帮居民提着垃圾袋，一路提到分类点，再告诉居民怎样垃圾分类。次数多了，居民们反倒不好意思，有点被感动了，习惯渐渐养成。为了让年轻人不错过定投时间，南丹志愿者值守到晚上9点，比其他小区多1小时。结束一天工作，垃圾厢房锁上后，志愿者会把2只干垃圾桶特意放在外面，供深夜回家的年轻人投放垃圾。“其实大多数人家里，还是中老年人烧菜做家务。年轻人深夜回家时，晚饭都已在外面吃过，扔的多是干垃圾。”一位志愿者分析，“彼此理解信任吧，没觉得有网上说得那么难解决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志愿者和保洁员会把干垃圾桶再检查一下。当然也遇到过乱扔垃圾的情况，根据外卖单找上门劝说，基本上说过一次后，对方就不会再犯。

公众参与。

假设一个微更新项目，政府花了大量精力和财力，不遗余力去完成，但很可能做完以后，社区居民一句好话都没有，他们觉得这件事与自己无关。可是一个小小的社区花园种菜项目，如果一开始由居民自己提出，主动申请，过程中得到基层支持、政府帮助，最后做成了，居民们会兴奋不已，纷纷称赞。两者的区别在于：前者是被动的，再好也缺乏共鸣；后者是居民主动参与的，当主动参与有了反馈，有了成果，过程再难再曲折，都能收获满足感，并且凝聚起居民的荣誉感、归属感，培育社区自治的能力。

垃圾分类　重塑上海城市形象

在一些专家看来，垃圾分类，是一次难得的契机。　但垃圾分类，是一个极其难得、需要所有居民共同参与、共同完成的议题。它关系到每一个社区成员，触动所有人的利益和生活方式。在垃圾分类过程中，我们从网络上的各种声音就可以感受到，确实各有各的难点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指望一个完美的政策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，它的解决方法本就应该来自社区自治、协商，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，各有各的解决方案。听到的争议，看到的矛盾，都是共同塑造社区认同的机会和过程，是新一轮上海全民教育的新机会，倒逼社会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。“所有吐槽帖其实都是暗黜黜的炫耀帖。”一位网友这样写道。这不是第一次用环境问题凝聚社会共识，多年前，上海的爱国卫生运动同样影响了一代人，每周固定时间，居委会带领全体居民共同出来打扫公共卫生，消灭各种虫害，倡导爱惜公共环境。再后来，“七不”规范教育从娃娃抓起，不随地吐痰等陋习得到极大改变，也影响了一代人。

如今，随着经济发展，人与人的关系却越发冷漠，而垃圾分类不仅可以起到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，它也能促进社区自治、社区营造，重新探讨邻里关系，学习邻里之间如何对话，如何协商社区公共议题。

曾经，上海的爱国卫生教育不仅让城市面貌干净整洁，而且在那个年代，率先树立起上海公共文明素养的新形象。如今，这一轮垃圾分类，同样也是培育新一代人自豪感、凝聚社区自治和认同、进一步提升上海城市形象的良机。